随着全球工业革命4.0和生命科学革命3.0的迅猛推进，数字化、智慧化和精准化的新技术与新工具得到蓬勃发展。这激发了国际医学前沿领域不断涌现新热点与新突破，推动医学学科与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医学学科呈现革命性发展态势。我国医学教育也迎来了历史性拐点，进入了以“转方式、调结构、提速度”为特征的空前密集活跃期。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新机遇和新挑战，2019年4月，教育部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上成立新医科建设工作组，开启了全面推进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新格局。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以新医科建设统领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为新时代我国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推进理工结合、工工贯通、医工融合、农工交叉，建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深入实施国家卓越医师人才培养计划。高校新医科建设既是调整医学教育结构、优化医学教育体系、创新医学教育方式、提升医学教育质量的核心路径，也是提升我国医学教育国际竞争力、达成医学教育国际实质等效的关键举措。通过融合前沿技术与教育模式，推动我国医学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使其成为连接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纽带。全面推动高校新医科建设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要驱动力。

一、高校新医科建设的基本内涵

（一）何为高校新医科

高校新医科作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和新范式可以从现象论和本质论两个维度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和阐释。一方面，从现象论维度，纵观医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古代农业社会的生活需要伴生了经验医学，近代工业社会的器械发明触发了循证医学，现代信息社会的科技进步催生了精准医学。高校新医科作为教育领域的新事物，展现了医学教育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和在时间维度上的迭代升级。高校新医科是现代医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立足特定场域的创新成果，既融合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医学经验，又突破了传统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高校新医科展现出独特的时代气质，蕴含了中国医学教育的新智慧，创设了新模式，推进了新实践，引领我国医学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从本质论维度，高校新医科作为一种新范式，蕴含着医学教育范式的迭代变化与集成功能的新本质。在经验医学、循证医学和精准医学的历史变迁中，医学教育先后出现了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经验交互范式、以器具依赖为主的工具辅助范式和以创新转化为主的复杂技术范式。高校新医科之所以被称为医学教育的新范式，就在于高校新医科围绕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对经验知识、循证工具和精准技术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聚焦生命全周期、全过程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形成具有“知识—工具—技术”集成功能的医学教育系统科学范式。综上所述，高校新医科是扎根中国大地、能够彰显中国特色、集中表达中国话语的新时代医学教育，是具有“知识—工具—技术”集成功能的中国医学教育新范式。可以说，高校新医科建设既是对世界医学教育历史经验的再抽象，也是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达到理想状态的组织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再构建。高校新医科的内涵阐述，除了从现象论与本质论两个维度，还可以从其建设背景、建设使命等方面进行阐述。从建设背景方面，高校新医科的提出是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及中国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高校新医科建设紧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致力于培养能够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医学人才。高校新医科建设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学，这意味着其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从建设使命方面，高校新医科的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具体而言，高校新医科鼓励学生突破传统医学思维的局限，探索医学前沿问题；加强学生临床实践和科研实践锻炼，提升他们解决实际医疗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关注全民健康需求，积极投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使他们能够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承担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学科技创新等社会责任，为构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二）缘何进行高校新医科建设

缘何进行高校新医科建设可以从战略、学科发展和医学教育三个视角进行阐释。首先，从战略视角，高校新医科建设是一项战略性工程，需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革命、持续紧跟产业变革趋势和全面服务健康中国行动，其战略主旨是在实践中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新医科建设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中，尤其是基于全球工业革命4.0和生命科学革命3.0，契合健康中国战略的目标，主动下好应对未来挑战的战略“先手棋”，重点解决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教学改革滞后、协同培养路径不畅、教育资源紧张及教学场域与职业实践环境的适配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其次，从学科发展视角，高校新医科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通过供需衔接、交叉融合及医教协同等路径重塑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新知识体系。这就需要构建面向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新型制度体系，从学术、经济、管理三个维度探寻高校新医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逻辑，理顺医学教育的学制和内容等关键环节，明晰在医教协同中存在的供需平衡、培养创新、质量保障等问题，以及医学与教育间的相互关系，着力解决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医学教育与卫生行业供需失衡、医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再次，从医学教育视角，高校新医科建设旨在提升医学人才质量，是激发医学教育全要素活力和提升医学教育改革系统性的重要举措。在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须加强以岗位胜任力培养为核心，强调转化式学习，并通过跨学科、跨专业教学模式的整合改革，全面提升医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综合素养，使他们能够契合现代医学的发展需求。同时，还须持续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交叉学科专业建设，打造优质医学课程资源，培育一流医学实践基地，进一步优化医学教育治理体系。综上所述，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基础上，坚持以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深化学科交叉融合和产教融合为动力，以明确分类发展、制度创新、资源供给和评价改革为路径，推动高校新医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三）如何进行高校新医科建设

高校新医科建设不仅是统筹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和健康中国的紧密结合点，也是始终坚持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发力点。作为我国医学教育领域全方位、系统性和深层次的变革，高校新医科建设突破了简单化、单程式和纵向型的传统医学教育局限，融合了大卫生、大健康以及生命全周期和全过程的现代医学教育的全要素，呈现现代医学教育的本质、规律、形态和价值，甚至是革命性的创新。高校新医科建设须从6个关键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推进其建设进程。第一，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达成“为什么建”的共识。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需求，以问题导向破解医学教育发展瓶颈，以战略导向锚定人才培养方向；结合医疗卫生行业企业的市场需求，在需求与供给动态循环的新经济格局下，深化中国本土办学实践探索。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系统提升新时代医学教育常态供给的稳定性、有效供给的适配性和精准供给的靶向性，从而推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第二，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发挥相关研究的先导和支持作用。通过对高校新医科建设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开展同步、全面和持续的学理性探讨，以及源自实践经验的事实性和批判性检视，为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改革与创新发展贡献智慧。第三，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深入推动医学学科专业布局的优化和医学学科结构的动态调整。通过打破校际、高校内部的学科专业组织界限与制度隔阂，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地促进医工、医理、医文等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的持续交叉与深度融合，形成“医学+X”和“X+医学”的新学科专业增长点。第四，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坚持多主体协同育人和协同创新。通过深化医教协同、卫教协同和校企协同等异质性组织深度合作的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型医学教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通过打破学科壁垒、跨界资源整合、多方主体联动，实现医学教育要素的跨领域深度融合；重塑医学教育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与协作模式，形成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生产关系，推动医学教育从传统线性发展向多维协同创新转变，释放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五，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加快推动以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育教学制度创新。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推进基础与临床融通的整合式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改革，探索非医学背景学生以交叉学科的方式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深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全面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对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和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第六，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通过对人、财、物等关键稀缺性和优质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获取与统筹利用，夯实高校新医科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综上所述，高校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多主体协同、加快制度创新、加强资源配置等方式，不断加快高校新医科建设，加快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

二、高校新医科建设的现实困境

目前，高校新医科建设正处于关键阶段，虽然取得一些建设成绩，但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如缺乏顶层统筹设计、学科专业结构性矛盾明显、医学教育和产教多主体协同育人势能不足，以及教学制度和资源配置滞后等，这些现实困境制约了高校新医科建设。

（一）高校新医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研究支撑不足

第一，高校新医科建设在顶层设计方面，对需求导向的贯彻存在短板。当前，由于缺乏以生物医药产业需求、医疗技术创新需求和复合应用型医学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府统筹规划及有力的行政调控“指挥棒”，不同类型与层次的高校在新医科建设方面陷入迷茫。对“为何建设新医科”“建设新医科的具体内容”“如何推进新医科建设”等核心问题，高校普遍存在方向模糊、思路紊乱的情况。高校新医科建设大多停留在对国家战略规划的一般响应，以及基于学科专业高水平发展形成校本文件的浅层次阶段。这种状况导致各高校在新医科建设中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与整合。建设行动呈现盲目无序的特征，随机化、分散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如部分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未充分考虑市场需求，盲目开设新兴医学相关专业，却因师资、实践资源匮乏而难以保障教学质量。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新医科整体建设预期效果的达成，使高校新医科建设难以形成合力，无法高效实现其服务社会、推动医学发展的目标。

第二，对高校新医科建设的全方位研究始终存在空白。自2017年以来，教育部陆续启动了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的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工科建设方面，为应对“卡脖子”等难题，教育部公布了首批202个“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旨在形成重大原创性成果；在新农科建设方面，面向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现代化的需求，教育部设立了首批407个新农科实践项目，旨在培养具备现代农业知识和技能的新型农业人才；在新文科建设方面，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文科人才的新需求，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然而，与卓有成效的新工科、新农科和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相比，聚焦新理念、新内涵、新模式、新路径和新体制机制等领域的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却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对高校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引导力、支持力和组织力。这使高校在新医科建设中缺乏明确的方向指引，无法精准对接行业需求与发展趋势。同时，资源整合与调配缺乏统筹，高校难以获得充足且适配的资金、教师等资源支持，建设进程受阻，制约了新医科建设的深度与广度，阻碍了新医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和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二）高校新医科的学科专业一体化联动亟待深化

第一，高校新医科学科交叉融合的校际合作机制亟待完善。一些理工类和文科类高校由于自身学科结构性矛盾，优质医学学科的自给自足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这些高校在新医科建设过程中，需要主动寻求外部的医学学科力量援助。但受到高校不同隶属关系的管理体制隔阂与差异化的学科文化制约，极易引发在学科交叉融合过程中的管理范围模糊、权限职责不清以及利益分配博弈等不确定性问题，导致理工类和文科类高校在开展“X+医学”的新医科建设方面的势能微弱。同时，部分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其优势特色学科间存在明显的过度“自我保护”意识，人、财、物资源共享方面存在障碍，造成跨校推进“医学+X”和“X+医学”的学科交叉融合的力度不足、进程迟缓。这些问题的存在，使高校新医科交叉融合难以突破校际壁垒，在创新成果产出、复合型人才培育等方面进度缓慢，严重制约了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整体发展。

第二，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新旧动能转换乏力。在医学新专业建设方面，“双一流”高校和单科型医学院校陆续开设了精准医学、转化医学和智能医学等新专业，然而，受到高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影响，这些医学新专业的建设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单科型医学院校在医学新专业建设方面明显滞后。以辽宁省为例，在《2022 年辽宁省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单》中，辽宁省医学院校仅新增了1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约占全部新增专业总数的0.3%；新增了6个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约占全部新增专业总数的1.5%。在医学传统专业改造升级方面，医学高校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惰性，且决策不够理性，出现盲目跟风现象，只为迎合新医科建设而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升级。这导致医学传统专业在改造升级过程中，出现低水平重复、特色逐渐弱化和趋同化等问题。

（三）高校新医科的协同育人校内外双循环格局尚未真正形成

第一，高校内部的新医科协同育人制度仍不健全。受长期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的深刻影响，以及缺少对行业企业参与协同育人的硬性制度约束，高校已设立的具有新医科特征的新学院、新学科、新专业、新课程和新实验班，大多以高校独自建设为主，医药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建共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项目普遍缺少医药行业企业的全程深度参与和实质性支持。医院、生物药企等参与主体，与高校新医科合作多局限于提供兼职教师、指导实践教学和举办行业专家讲座等浅层次参与上，在新医科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改革、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更新、新学科专业绩效考核变革等关键领域的深度参与不足。这种浮于表面的参与模式，难以将行业前沿知识、技术与实践经验深度融入人才培养过程，致使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实际成效大打折扣，培养出的医学人才与行业需求存在明显脱节。

第二，高校新医科外部协同育人平台载体的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作为高校新医科外部协同育人平台的主要载体存在诸多问题。在形式上，平台多以传统实习基地为主，缺乏创新与多元化设计；在种类上，平台无法全面覆盖新医科涉及的众多领域；在功能上，平台局限于简单的实践操作，难以满足新医科对创新能力、综合素养培养的要求。此外，由于缺乏准入制度和分类管理规范，实践教学基地水平参差不齐，距离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要求甚远，无法有效构建紧密的协同育人关系，进而造成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不稳定，难以适应新时代高校新医科发展需求。

（四）高校新医科的教育教学制度与资源配置仍须优化

第一，高校新医科教育教学制度在激励性和支持性作用的发挥方面存在明显欠缺。在教育制度建设方面，由于缺少政策支持，非医学本科生无法直接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培养拔尖创新型新医科人才的教育制度尚未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同时，高校新医科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及就业等全链条教育制度的建设方面仍存在短板。具体表现为，医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计划招生名额有限，并且本科生与研究生定向就业招生机制不够完善等。在教学制度建设方面，高校跨校联合培养新医科人才的学位项目、主辅修制和双学位制等教学制度，在收费定价机制、完全学分制改革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第二，高校新医科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仍不充足。高校新医科建设经费主要依靠政府的计划性投入，但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财政投入不稳定性的影响，部分高校新医科建设发展的经费持续投入力度明显不足。此外，高校作为学术型组织，其明显的非营利属性也使新医科在依托市场的主动“造血”方面能力薄弱。同时，高校新医科的师资队伍整体规模也亟须扩充。以医学高校为例，医学高校非直属临床学院带教人员虽然承担着繁重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任务，但无法获得合法的教师身份认可。这反映出当前教师资格制度存在缺陷，且尚未引起教师资格授权机构的足够重视。

三、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推进策略

推进高校新医科建设需要多方协作，既依赖政府的支持保障、科学调控，也需要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更离不开高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主动创新。

（一）注重“政策供给+研究驱动”的双重赋能

第一，提升高校新医科建设政策有效供给与精准供给能力。政府作为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政策供给主体，须清晰阐明新医科建设的必要性，推动政、校、企、社等多元主体对新医科建设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政府应将高校新医科建设融入经济、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政策体系，促进教育、产业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与统筹规划。政府应在充分调研高校新医科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意愿、客观条件、紧迫需求和供需能力的基础上，科学论证新医科“谁来建、怎么建”“谁来管、怎么管”“谁来评、怎么评”的问题，进而制定高校新医科建设的专项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遴选水平高、质量好、声誉佳的高校开设新医科建设试点，建立定向支持机制、绩效考核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搭建高校、医院、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广泛参与的新医科供需信息对接与交流平台。

第二，全面部署高校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高校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具有基础性、前瞻性等特点，既能为新医科理论创新提供支撑，又能为其实践探索指明方向。高校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可采用自上而下的他组织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两种方式同步进行。一方面，自上而下的他组织方式以行政力量为主导，通常由政府发起。政府围绕大健康产业的新业态需求、医疗卫生行业的新技术需求、医学人才的新标准需求、医学教育的新体制机制和新模式需求，设立命题式、委托式和契约式的高校新医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清单，运用行政手段引导、调控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方向，提升利益相关主体对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方式以学术力量为主导，通常由高校发起。高校以破解新医科内涵及概念问题、创造区域经济增长点、解决行业企业和社会民生关键问题、实现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和优化医学教育资源配置为目标，主动设立一批特色鲜明、贯穿理论与实践的新医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激发高校在新医科建设中的主体活力。

（二）推动新学科和新专业质量水平的提升

第一，构建高校新医科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制度。构建学科交叉融合制度是高校新医科“何以为新”与“以何为新”的基本要求与必要过程。政府应在明确高校新医科相关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和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建立高校新医科相关学科的设置与目录管理制度及其相关办法，并在高校新医科相关学科的设置条件与增设程序、学位授权与授予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政府还应强化医学类、工学类、理学类、文学类等学科的跨校交叉、融通与渗透的联合制度建设，配套制定主导高校和参与高校在新医科建设过程中的科学遴选、权力分配、资源共享、利益分享、产权归属等方面的制度化规则，持续形成依托一流学科的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新增长点。高校应依托优势学科大力开展具有新医科特色的二级学科自主建设，并通过主动援引国内外优质学科资源，构建高起点、便捷化的学科建设途径，实现“医学+X”和“X+医学”的高校新医科学科建设。

第二，提升高校新医科相关专业的新旧动能转换能力。2024年初，教育部印发《服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设置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老年医学与健康、健康与医疗保障、药物经济与管理、生物医药数据科学5个新医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凸显高校新医科专业的交叉融合特征。高校新医科相关专业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于提升质量内涵、调整结构体系、转变发展方式。因此，高校应秉持错位竞争、重心下移和立足实际的新医科建设理念，加速推进与健康科学、生物医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技术有关的新医科专业建设。健全新医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使其契合区域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完善行业、企业和社会第三方机构对高校新医科专业质量的评估评价机制。高校应在省级以上一流专业中采取“优中选优”的结构调整策略，有重点、分步骤地推动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具有升级潜力的特色专业改造升级，持续增设战略性、前沿性的新医科专业。高校还应以新医科专业聚集模式为导向，整合知识、技术、成果相近的医学专业群，充分释放其在紧缺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聚合—裂变”效应。

（三）构建利益相关主体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第一，完善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的制度体系。完备性高和规制性强的制度体系有利于消除组织的松散性、规避风险，是高校新医科利益相关者开展协同育人的逻辑起点和充要条件。政府应加强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的法治建设，通过健全地方性行政规章、制定专项条例和增补法律法规内容等举措，明确医学相关行业企业参与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的责任和义务，推动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的法治化建设。同时，要制定用以激发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多元主体活力的激励制度、监督制度和质控制度，以此为高校新医科建设提供有据可循的制度支持。政府应持续推进行业企业绩效考核制度改革，鼓励公立医院、国有生物医药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全程融入和深层次介入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的行为、过程、结果和反馈等方面，并将其纳入行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之中，以此调动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全面配合新医科协同育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第二，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的高校新医科协同育人平台载体。在新医科协同育人过程中，离不开高校作为资源稀缺性组织培养平台载体的有力支撑。为此，高校应通过打造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教学基地、创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设立院士工作站等途径，持续优化新医科校内外协同育人的平台和载体建设。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方面，高校应与地方政府、生物医药优势企业联合建立现代产业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医科协同育人新实体。在教学基地建设方面，高校应与政府、医学相关行业企业紧密合作，共同组建新医科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委员会，加强对新医科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运行的管理，研究制定新医科实践教学基地的准入制度，分类建立教学医院、医药企业等作为实践教学基地的准入标准、条件标准、质量标准和评价标准。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设方面，政府应重点支持机器人、基础软件、人工智能、高端医疗器械和新材料等医学相关企业创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校应优先与这些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协同育人长期关系，并选派大批新医科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入站深造。在院士工作站设立方面，高校应支持和鼓励所属院士及其团队从新医科协同育人角度出发，在医学相关行业企业和研究机构设立院士工作站，促进高校新医科科研人员扎根行业企业解决医疗健康领域“卡脖子”问题，同时积极吸纳高校新医科科研人员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进入院士团队，切实增强行业企业所属院士对新医科协同育人的服务力与贡献力。

（四）强化教育教学制度及资源条件的保障力度

第一，推进高校新医科教育教学制度的创新与改革。一方面，解决医学教育的“急问题”，就是处理高校新医科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合性与结构性问题。政府应探索建立面向新医科的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招考制度，深化新医科研究生推免招考制度改革，提升非医学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医学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高校应通过明确和强化新医科研究生的选拔标准，强化培养过程管理，鼓励临床医学导师跨学科招生，完善高校新医科研究生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同时，高校还应加强招生宣传力度，进一步扩大新医科相关学科和专业的招生规模，及时更新以新医科的复杂知识、综合素质和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培养目标，联合行业企业共同建立定向就业招生机制，构建涵盖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解决医学教学的“真问题”，就是抓住在高校新医科教学制度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破解高校新医科人才培养的过程有效性和“文化—质量”关系性问题。政府应支持符合条件的工科高校、综合型高校与医学高校开展联合学位培养项目试点，为有从医意愿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发展路径。高校应建立健全与主辅修制度和双学位制度相适应的新医科人才培养联动机制，明确资源配置标准、课程建设标准、学分标准、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等。此外，高校还应持续发挥教学制度文化对新医科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将质量目标、标准、品牌等文化元素融入教学各环节，通过责任督导、师生对话等方式，将各文化元素内化为师生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第二，优化高校新医科建设关键资源配置。转变人、财、物等关键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优化增量资源结构，健全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对高校新医科建设的投入机制。高校应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运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拓宽行业企业、社会团体及个人对高校新医科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经费投入渠道。同时，健全非财政性经费的公开募集、监管及绩效考核制度。另一方面，提高存量资源利用效率，扩大高校新医科教师规模，充分利用国内外医学教育联盟中的优质教育资源。政府应完善地方性教师资格政策，开辟高校带教人员的教师资格申请认定通道，扩充高校新医科教师队伍的教师来源。高校应优化新医科教师队伍知识结构，加强对理科、工科和文科等医学相关学科高层次中青年教师招聘与培养力度，加大对优质教师资源的整合力度。同时，高校还应充分发挥国内外医学教育联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作用，全面深化国内外高校在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名师互聘和科研教学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本文原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