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对S大学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状态进行实证调研发现，有效的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建设促进质量文化的生成，高校内部自治程度影响质量文化的形成，质量保障工具的实施过程凝聚质量文化，质量保障模式体现质量文化的特色。建议高校在未来应改进教师评价制度，明确教学在质量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强化质量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扩大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强化以人为本的质量管理理念，促进质量保障从技术理性向人文理性的回归;开展高等学校质量保障宣讲和培训，推动质量保障由制度规制向文化自觉转变。

关键词 高等学校;质量文化 ;内部质量保障体系

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不论多么完善的制度设计，最终都要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和落实。高校内部各类人群的质量意识、教育信念等，是学校质量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的内生动力，对高校教育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成熟、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建设相对完善的欧陆国家，近十几年来以教师信念等为主题的高校质量文化研究项目，对欧洲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五年来，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依然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物质基础等办学条件建设、大力推进制度规范建设等多重任务，同时，高校内部“人”的因素也不应忽视。在“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调研工作中，通过高校质量文化调查和现状分析，探索高校质量文化与质量保障活动之间的关系，寻找质量保障制度制定与制度落实之间的症结，是深入了解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现状、推进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国际经验与本文研究背景

1.“质量文化”的概念内涵。“质量文化”的概念最初应用在企业管理领域，一般认为是由现代质量管理的领军人物，美国的约瑟夫·M·朱兰在其主编的《质量控制手册》中提出。在朱兰看来，“质量文化是人们与质量有关的习惯、信念和行为模式，是一种思维的背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质量文化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日益受到重视，质量文化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就质量文化的结构来说，美国质量学会(ASQ)提出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该学会围绕质量文化成熟度评价框架，将质量文化分为4个级别和4个层次。4个级别分别是检验级、保证级、预防级和完美级，代表质量文化由低到高的成熟度;4个层次即质量的物质层级、行为层级、制度层级和道德层级，其中道德层级代表着质量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境界，也是质量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另外，ASQ还提出了质量文化指数 (Quality Culture Index，QCI) 概念，并将之作为对质量文化进行定量评价的指标。质量文化指数的提出，使得用科学实证方式来检测相对抽象的“文化”概念成为可能，不仅是企业管理研究范式的革新，也为教育质量文化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2.欧洲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研究项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时代”。当时欧洲各国普遍开始建立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机构和评估制度，高校在教育质量保障方面承担了更大责任。随着高校质量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和质量管理研究的不断深入，质量文化作为超越制度建设等技术手段之外的一种新型质量管理形式，成为欧洲高校完善内部质量保障的核心战略。欧洲大学联合会于2002—2006年实施“质量文化项目”，目的是在大学建立起质量文化监测体系，强化学校内部对质量文化和质量管理必要性的认识。该项目认为“质量”是一套共享的价值，“质量文化”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同时包含文化心理因素以及结构管理因素，是高校所有人的集体责任。该项目共完成了对40个国家近300所高校的三轮调研。欧洲大学联合会从战略、结构、内部评价程序与反馈路径等方面讨论了高校质量文化建设问题，对教育质量与学校质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明确界定了“高校质量文化”的内涵。该项目认为，高校质量文化是大学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以质量为目标的价值认同和履行质量承诺的行为表征的统一;是大学保障教育质量的技术层面的可操作和文化层面的可认知性的统一;是在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一致认同的情境下，大学组织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道德层面的内在“质量文化模式”。

2009年10月，欧洲大学联合会再次发起“质量文化检查项目”，旨在通过质量文化调查，考察博洛尼亚进程框架下欧洲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实施情况。该项目分两个阶段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现状以及质量保障制度与质量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的样本来自欧洲36个国家的222所高校。应该说，2009年的“质量文化检查项目”是2002—2006年“质量文化项目”的延伸与深化，也是欧洲大学联合会检测欧洲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的主要手段，对进一步推进欧洲高校质量文化建设，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发展中国家高校质量文化的调研项目。近几年来，高校质量文化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理论阐释，无法确切证明高校质量文化现象的模式特征和演变过程，对我国高校质量文化状态的判断也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没有建构起对质量文化进行定量评价与分析的框架，难以发现质量文化影响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的症结所在，也难以实现通过质量文化建设引导高校改善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办法。

2014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发展与规划所(UNESCO-IIEP)发起了旨在与发展中国家高校联手、共同调研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建设问题的 “Good and Innovative Options i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项目(以下简称“IQA项目”)。“IQA项目”是一个竞标项目，首先要求自愿参加该项目的发展中国家高校填写调查表格，如实回答该校已建立并执行的内部保障程序、利益相关者参与情况、质量保障活动开展情况，然后依据竞标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情况，决定是否合作开展调研项目。最终，该项目共选定8个发展中国家的8所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开展项目。      

我们有幸全程参与了“IQA项目”在中国的调研过程。在本次“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工作中，我们也尝试利用“IQA项目”调研工具和研究方法对我国高校质量文化建设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利用“IQA项目”调查量表对高校质量文化状态进行调研，不仅有利于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情况进行精准检测，也有利于对我国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动力和阻力进行深入探讨。本文是在对S大学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      

二、调研工具与样本分析

1.调研工具。UNESCO-IIEP的调研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两种调查形式。UNESCO-IIEP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体对院校质量保障框架的认识、个体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中的参与情况，对内部质量保障影响因素的看法以及对内部质量保障运行效果的评价等五个部分。本文首先对S大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分别发放了问卷。其中，对教师的问卷共有49道题目，重点考察教师在教学质量保障实施过程中对学生课堂教学测评、课程同行评价、课程自我评估(教师)、教学督导检查、课程教学质量监测(学生)、学生课业负担、学生能力测评、毕业生跟踪调查、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用人单位参与修订教学计划、就业市场分析等11项教学质量保障的认识、参与等方面的信息;行政管理人员的问卷共有30题，主要搜集行政管理人员对部门内部自评、部门间互评、部门质量认证(国际、国内)、签署校院间目标协议、签署职员服务水平协议等5项质量保障手段的认识、参与程度、评价等各方面的信息。

访谈采用两种形式面向四个群体，以个体访谈和焦点访谈两种形式进行，院校领导层、教职工、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均有参与。对学术管理领导和行政管理领导进行深度访谈，内容包括3个方面，涉及质量及就业在大学中的战略地位、被访谈者对学校IQA性质、历史、推进过程、结构、特点的理解以及IQA有效性的认识;通过小组焦点讨论考察学校教师、学生对高等教育质量和质量保障制度实施过程的认识、参与质量保障的意愿、实施效果评价及改进意见等，从师生视角反映高校内部质量保障的真实状况。      

由上述对UNESCO-IIEP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的介绍，不难发现该项目主要按照一明一暗两条线路进行设计。第一条线路是相对有形的明线，以制度和行为层面的调查为主，通过调查质量保障制度、程序及由此衍生的各种保障工具和保障过程，为学校诊断薄弱环节，提出改进意见;第二条线路是相对无形的质量意识，包含个人和团体对质量保障的认知，涉及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抽象层面的内容。两条线路在问卷、访谈中相互渗透，以具体的问题和表述呈现出来，帮助人们检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中各类人群的思想和行为状态。      

2.样本分析。问卷调查主要采用网络调查方式，向全校开放，共回收专任教师问卷853份，有效问卷为453份，实际有效回收率为53.2%;回收行政人员问卷325份，有效问卷263份，实际有效回收率80.9%(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表2)。访谈部分，主要采用个别访谈法对学校分管教学副校长(1位)、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人文学院、管理学院、外文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物理与机电学院各1位)5位进行访谈，采用焦点团体访谈法对教师代表(MBA、EBMA、财务系、欧语系、建筑系、法语系等各1位，共11位)、学生代表(国际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管理学院、人文学院等14个学院，四个年级，共28位)共39人进行了访谈。分管教学副校长、各学院教学副院长使用同一份访谈提纲，分别从学校、学院层面谈论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概况及其对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考核方式的影响;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使用同一份访谈提纲，主要谈论他们所了解到的内部质量保障举措及其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三、S大学质量文化调研结果

(一)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体系建设现状

1.被调查对象对内部质量保障制度的认可度。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看来，一个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其成员对其存在意义的普遍信念，即取决于该制度体系及其实施成效是否取得制度对象的认可。本次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大学内部质量保障制度政策以及相关的指导说明是否存在?”“对你的工作是否有帮助?”的问题，目的是考察被调查者对高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的认可程度。调查结果显示，55%的专任教师、76%的行政人员表示学校存在明确、完备的制度政策，且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同时，统计结果也显示教师对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的认可度低于行政人员。在访谈中，教师和行政人员分别对此进行了解释。教师认为“大学永恒的主题是教学和科研，作为教师，我们的质量管理更多是在自律基础上的学术管理，追求的是职业发展和学术突破，外在的质量评价和奖励只是副产品”;行政人员认为“追求公平与效率是行政管理的最终目标，学校制定的每一项质量保障制度，我们都会认真解读与执行，当然，也希望得到教师的理解与配合”。由此可见，教师和行政人员参与质量保障活动的出发点存在差异。这也表明该校在未来进一步协调各群体价值取向、构建和谐质量文化的过程中，应注意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培养行政人员质量服务意识，理顺教师和行政人员在院校质量保障过程中的关系，处理好教学自主权和管理自主权的关系。(见图1)

2.利益相关者参与质量保障情况。图2是经调研数据处理后得到的、S大学专任教师与教学质量保障活动中的参与度情况，以参与频率为单位，反映了教师与11项与教学质量保障有关的活动的关联程度。根据图中数据，11项活动中高于中位数3的活动，包括学生课堂教学测评、课程教学自我评估、专业课程评估、课程教学质量检测4项内容，其中，教师参与学生课堂教学测评频度最高，均值为3.90。而教师参与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市场分析、用人单位参与教学计划、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频率较低，并且教师参与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频率最低，均值为1.96。

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数据分布，是因为S大学自2005年已经开展学生课堂教学评估，到目前课堂评估制度的有效性已得到师生的基本认同，导致教师对该项活动的关注度、参与度较高。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就业市场分析主要是由学生就业工作部门负责，专任教师很少有机会参与，也不会收到反馈信息，导致教师对该项活动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教学计划修订、课业负担评估这些与教师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教师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较低，会对教学质量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建议该校在进一步改革教学制度、提升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应优先从教师关注度、参与度较低的几项活动着手改进。(见图2)

图3是经调研数据处理后得到的、S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5项行政质量保障活动中的参与度情况。其中，行政人员参与部门内部自评的频度最高，均值为4.08，其次为部门与个人目标协定，均值为3.51。原因在于S大学早就明确规定，各行政部门每年要以“年度工作报告”的形式，就部门工作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分析，且整个自评过程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全员参与，并且行政人员的职责胜任力评价也是该校行政管理的常规性手段之一。由此导致了行政人员参与上述两项活动的均值较高。另外，图3中，行政人员在校院间目标协议、部门间互评、部门质量认证这3项活动中的参与度较低，表明该校行政管理未来在这些方面还有改进空间。     

3.内部质量保障反馈信息的使用情况。表3是经过数据分析处理得到的、S大学专任教师对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信息的反馈机率、使用频次和有用性评价表。从信息反馈机率看，S大学专任教师得到学生课堂教学测评的反馈机率“中偏高”，均值为3.11，得到其他10项保障活动反馈信息的机率低，均值均低于中位数;从反馈信息的使用情况看，专任教师使用专业课堂教学自我评估反馈信息的频次“中偏高”，均值为3.25，使用其他10项保障活动的反馈信息的频次低，均值均低于中位数;从反馈信息的有用程度看，专任教师认为学生课堂教学评估、专业课堂教学自我评估、专业课程评估、专业课堂教学质量检测、教学指导、检查的反馈信息有用性“中偏高”，均值分别为3.20、3.03、3.06、3.05、3.07，其他6项质量保障活动反馈信息的有用性低，均值均低于中位数。可见，S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信息的反馈机率、使用频次偏低。

皮尔逊相关性分析表明，专任教师在质量保障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与教师反馈信息的有用性评价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未来S大学一方面有待完善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信息反馈机制，保证质量保障评估结果被充分、及时的反馈、共享和运用;另一方面应激励专任教师积极参与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增强对内部质量保障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反馈信息的使用效率。     

表4是经调研数据处理后得到的、S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对5项行政质量保障活动信息的反馈机率、使用频次和有用性的评价表。其中，行政人员得到部门自评估、职员服务水平协定的反馈机率“中偏高”，均值分别为3.01、3.15,得到其他质量保障活动信息反馈机率低，均值均低于中位数;行政人员使用职员服务水平协定反馈信息的频次“中偏高”，均值为3.17，其他质量保障活动反馈信息的使用频次低，均值均低于中位数;行政人员对部门自评估和职员服务水平协定的反馈信息有用性评价“中偏高”，均值分别为3.00、3.21，其他质量保障活动反馈信息有用性低，均值低于中位数。数据分布状态表明，S大学行政部门横向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规定性的沟通流程尚不完善。这与部门自我质量评估结果只在部门内公布，以及高校各部门之间严格的隶属关系，封闭式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不无关系。因此，未来S大学应通过制度性规定、树立共同治理的理念、整合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强制部门质量保障结果在校内的公开，加强行政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合作。    

4.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实施效果。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是一种持续改进的哲学，它不仅在于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高校教育质量持续改进。表5是经过数据处理得到的，专任教师对11项内部质量保障活动对改进课程教学计划连贯性、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扩宽专业口径、提升教师教学水平、改进学生学业评价、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改善学习条件的成效评价表。调查显示，S大学教学质量保障对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的“持续改进”程度除学生课堂教学测评对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专业课程自我评估对改善学习条件低于中位数外，其他各项均高于中位数，表明该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有助于学校教学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改进程度为“中偏高”(见表5)。其中专业课程评估对改进课程教学计划的连贯性、拓宽专业口径、改善学习条件的改进程度最大;学生课堂教学测评对更新课程教学内容、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作用最大。另外，S大学可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在学校强化某特定教学手段时，如学校需要“改进课程教学计划的连贯性”时，可针对性开展单项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估，如开展专业课程评估;也可根据该数据避免采取对其改进效果较弱的质量评估工具，如在改善学习条件时，可以不采用课程自我评估工具，这样有助于减少质量保障投入，提高质量保障效益。

表6是经调研数据处理后得到的、S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对学校内部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活动成效的评价。结果显示，高校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成效的均值均大于3，表明S大学内部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有助于提高行政服务管理水平，位于“中偏上”程度。其中，部门自我评估对增强教育服务导向、优化战略目标、提升科学决策水平以及提高管理效率的成效最大。说明部门自我评估在学校行政质量保障体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应加强其他质量保障活动对行政服务质量提升的影响。另外，通过专任教师对教学内部质量保障评价结果(表5)与行政人员对行政服务内部质量保障评价结果(表6)的对比可以看到，行政人员对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效果的评价高于专任教师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由于行政组织和学术组织的差异，在行政部门的质量管理更容易获得职员的理解和认同，效果也更好。    

5.内部质量保障的效益。高校的管理目标和运行机制与企业截然不同，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的运行也要讲求一定的效益意识，即以较低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效益。调研结果显示，44%的专任教师认为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实施效果“一般”;36%的专任教师认为质量保障对管理决策的改进程度“一般”;35%的专任教师认为质量保障工作对提高高等学校整体工作效果的影响程度“一般”;37%的专任教师认为内部质量保障活动带来的工作量“大”(见图4)。可见，在专任教师看来，目前S大学内部质量保障的效果、对管理决策的改进程度以及对学校整体工作的影响程度“一般”。教师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没有整体性的认知。学校的教学质量测评在教师看来更像是学校的行政工作，是教学之外的“额外工作”。因此，如何使得教师对学校内部质量保障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观念上认可内部质量保障工作的意义是S大学提升内部教学质量保障有效性必须考虑的问题。

图5是行政人员对内部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成效的评价。调研结果显示，41%的行政人员认为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措施在“较大”程度上推动学校建设和发展;39%的行政人员认为质量保障“较大”程度上提升了管理决策水平;42%的行政人员质量保障在“较大”程度上提升高等学校整体工作效果;48%的行政人员认为内部质量保障活动带来的工作量“较大”。可见，行政人员对学校行政服务质量保障的效果的认可度比较高，但也表示内部质量保障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工作量。行政人员认为其工作量大是因为学校每一个行政单位每学年要面对不同部门、层级，不同专项的评估，且有时同一专项会被不同部门评估，评估方案、流程、评估报告的撰写规范也有差异，造成大量的重复劳动。因此，如何避免行政人员的重复劳动、压缩其工作量是进一步提高学校行政服务质量保障效益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S大学质量保障活动与质量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提炼

我们对S大学质量文化调查的对象包括院校级领导、教职员工、学生，调研内容涉及院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及高校与社会、市场在质量保障环节中的互动关系。从搜集到的数据和分析结果来看，S大学总体上已经形成了质量文化的初步意识，构建起了质量保障机构、制度、程序等基本规范，并尝试采用多种质量保障工具开展质量保障活动。但质量保障活动的着力点和一些制度实施细节需调整或进一步完善。另外，质量文化的生成源自人心内部，学校内部各类群体的质量意识、价值信念等需要较长时间协调。     

1.有效的质量保障制度建设促进质量文化的生成。规章制度是学校师生员工必须遵守的“硬约束”，是强化质量意识的必要手段，是实现学校质量目标的有效措施。一所学校教学质量保障制度的完备程度与学校校长、教师、学生、管理者教育质量意识的强弱有必然的联系。访谈得知，S大学从学校成立之初，就把创办高质量大学写入校旨，提出“在量与质不能兼顾的情形下，对于质的改良，比起量的增加，要尤为重视”，“要让学生接受‘与世界各国大学受同等之教育’”。且近十多年来，S大学基于办学传统以及自身办学实践和学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自发地制定质量保障的制度和措施，如从1997年试行本科生教学督导制度、1999年开始做年度学生课堂教学测评、2005年实行校内自我评估制度、2006年试行本科生导师制、2013年开始大类招生、2014年试行硕博课程打通等。这些制度和措施促进了全体员工教学质量意识、行为方式的形成。

2.高校内部自治程度影响质量文化的形成。高校内部自治程度与质量文化尤其与内部利益群体的质量意识紧密相关，适宜的内部自治对确保学校的质量保障目标和学校战略的一致性，对高等教育共同体(学校与主管部门)落实保障绩效责任，避免质量保障责任推脱有十分重要作用。调研发现，S大学已初步形成学校、学院、系、师生个人四个层面的教育质量管理责任制。校一级主要负责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发展战略的规划与设计。院一级拥有比较“充足”的自主权，能够根据自己学院的需要设定专业培养目标、优化课程体系、改善考核方式，调整教师评价方式。系一级主要负责贯彻和执行校、院两级各项质量保障措施和工作办法，在职责范围内“通过就业市场分析，对专业课、基础课、选修课在课程结构中的构成比例进行了调整”等。此外，每位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自评基础上，主动运用教育教学评价结果改进教学质量;积极配合教师发展中心建立教师教学管理档案、参与教师教学竞赛，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倾听·信任——校长有约早餐会”“名师下午茶”“学生处长、团委书记信箱”等校-生沟通板块，对高等教育质量发表意见与建议，对自己的学习环境、学习效果负责。上述体现高校内部自治的宽松氛围可有效补充刚性管理制度的不足，更有利于促进思想交流，协调各类群体价值取向，进而凝聚学校质量文化。

3.质量保障工具的实施过程凝聚质量文化。有效的质量保障工具是基于学校的办学性质、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对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测量、评价，是促进学校质量提升的发展性评估工具。质量保障工具的制度决策、行动流程、解释方式与调控效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性的教育质量分析工具。它通过整合特定质量文化在大学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引导高校内部利益相关者逐渐认同并参与学校的教育质量保障活动。S大学通过1995年以来制定的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基本形成了以学生为评价主体，辅之以教师、校友、校内外专家等不同群体实质性参与的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组织架构和操作流程，诸如定期的内部课堂教学评价体系、教师发展支持性体系、同行专业认证体系以及行政管理服务体系等。调研结果显示，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在质量保障活动中广泛、深度的情境性参与有助于强化其教育质量意识，刺激其对高等学校质量保障进行反思性地理解，最终凝结成其对教育质量的信念、期望和承诺。同时，学校强大的搜集数据、诊断问题的能力和高效的质量改善行为促成潜在的非正式质量观在利益相关者中形成与互动，对高等院校质量文化的强化，具有明显的促成作用。

4.质量保障模式体现质量文化的特色。UNESCO-IIEP根据对各国高校质量保障驱动力的研究，将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模式划分为五种类型：①基于外部标准(compliance with external standards)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②基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accountability towards stakeholders);③基于增强组织学习能力 (enhance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④基于改进单位或个人目标(improvement)的内部质量模式;⑤基于质量、成本、风险控制(control)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我们借此对S大学教学质量保障模式进行了分析。调研结果显示，34.7%的被调查者认为S大学是基于外部标准要求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46.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基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4.9%认为是基于增强组织学习能力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5.4%认为是基于改进目标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8.5%认为是基于控制目标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1.5%的被调查者选其他。数据结果表明，S大学的内部质量保障模式是基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教学质量保障模式，保障的目的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权利的博弈与整合，确定学校的质量导向和使命，以便产生更好的质量保障效果。调研发现，高等学校内部“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质量保障模式”更有助于通过内部权益平衡建立明确的绩效制度和问责制度，避免行政权利泛化。

四、我国高校质量文化建设与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改进策略

1.改进教师评价制度，明确教学在质量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科研水平逐渐成为一所高校获得声望和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进而导致了高校教学活动与科研活动之间的割裂。问卷调查显示，S大学教师对科研、教学和行政工作的重视程度的评价均值分别为8.36、7.29、7.27，行政人员为8.44、8.13、7.33;反而是S大学的行政人员比教师更重视教学活动。有学者为这种现象辩解，认为“教师科研能力的高低与教学及其学术能力高度正相关，科研能力强的教师也会有很强的教学能力”。但大量的事实证明，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根据访谈资料，教师并不是不知道教学的重要性，而是其行为选择在科研主导的教师绩效评价制度压力下出现了“变异”。因此，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必须重视教师评价制度改革，明确教学在质量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学校需改进教师评价制度，增加教师教学业绩在教师岗位聘任、职称晋升、资源分配中的指标权重。同时，学校应通过组织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制定教师学术假制度等方式激励、调动教师的教学热情，增强教师教学的责任意识。总之，“我们要给教学的学术以新的尊严和新的地位，以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因为“教学支撑着学术。没有教学的支撑，学术的发展将难以为继。”

2.强化质量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扩大学校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高等学校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加强内部质量保障建设，目的在于推动学校教育质量“持续改进”。调研发现，尽管S大学非常注重搜集各种教学状态数据，但有半数教师表示“很少被反馈、共享保障信息”，“目前在质量管理方面存在一定范围的‘信息孤岛’，各学院、单位之间信息割裂，学术与行政、教学与科研、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数据信息得不到全校师生的广泛共享和有效运用”。这就造成学校内部很难形成全面、一致的教育质量认同，个体也很难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S大学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目前并不是孤例，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高校一方面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重视加强教育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发挥其在教学状态常态监控和趋势分析以及自我诊断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注重疏通校、院、系、师生信息沟通渠道，提升信息共享和使用的有效性。

3.强化以人为本的质量管理理念，推动质量保障从技术理性向人文理性的回归。我们在讨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时，真正面对的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核心问题。近5年来，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但就目前我国高校教育质量保障建构的普遍情况来看，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主要限定在行政管理的范畴内，侧重于对质量管理方法与工具、程序与技术、体系与制度的监控和改进，追求技术模式和数量分析，并没有触及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人”的核心。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表征、体现和实践。在高等教育质量体系建设初期，质量文化与一些实实在在的资源、制度、程序、技术相比，文化建设、文化引导往往显得无足轻重。但如果割断了质量保障活动与质量文化的联系，任何质量管理都只能是不必要的冒险。文化是质量管理的精华所在，是质量管理的灵魂所在。如果说只有通过先进的质量文化企业才有可能生产出优秀的产品，那么只有通过先进的质量文化学校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4.开展高等学校质量保障宣讲和培训，推动质量保障由制度规制向文化自觉转变。与西方大学不同，我国高等学校缺乏自主发展的制度环境，高校内部质量保障活动是在政府行政性教育评估的推动下，学校将行政性评估转化为高校内部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质量保障行为方式。从调研情况来看，S大学内部质量保障工作主要依靠学校质量保障制度、行政命令以及管理技术来约束。尽管技术层面的制度规制有助于管理过程效率提升，但是随着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质量保障活动将逐步超越技术范畴，而体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对高校内部利益相关主体的主动性、凝聚力及执行力的影响。实质上，高等学校质量保障是大学的质量控制系统，控制是一种分担的义务，包括学术组织中所有重要参与人员共同参与的一种合力。我国高校应逐步开展高等学校质量保障工作的宣讲和培训，使得全校员工和师生对学校内部质量保障制度、方法、流程以及质量保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有更全面的认知，树立起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人翁意识，转变教育质量保障思维，自觉地形成对教育质量的忧患意识和提升教育质量的服务意识。

原文刊载于 中国高等教育官方微信 2016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