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教育政策传播模式也因此发生着变化。 高校的新媒体传播需要促进各方交流的形成并分享“意义的溪流”。从本质上讲，交流与对话是一种“意义共享”，这种共享可分为三个层次。

目前，我国高校新闻舆论工作中，新媒体传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全国75所直属高校几乎全部开通了官方微博、微信，还有不少高校开发了APP（手机客户端）等应用。这些方式在传播政策、服务师生、沟通社会、文化引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媒体传播是一个新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面临新情况、新变化时，高校还存在着不适应的地方，如话语体系无法适应新媒体语境、突发事件处置存在沟通不足等情况，等等。很多学者从新媒体传播模式、网络舆情分析等角度进行了讨论，本文将从交流与对话的视角对此展开探讨。  

高校新媒体传播中的交流与对话

传播（communication）从其本源含义来讲，就有交流之意。高校新媒体传播，自然也是一个交流、沟通、对话的过程。英国学者戴维·伯姆在《论对话》中专门阐述了对话问题，他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在高校新媒体传播中，就存在着不同的交流与对话主体：学校部门、教师、学生、专家、公众等。  

交流与对话离不开一定场域，在不同场域中，交流与对话的形式也不一样。把时间跨度放到改革开放至今的话，我国高校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传播方式、交流与对话的呈现也各不相同。  

第一阶段为单向宣传阶段，时间从改革开放伊始至2003年。2003年，非典的发生及政府紧急应对措施不足，对公共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产生推动作用。这一年成为政策传播的转折点。2003年之前的这一阶段网络媒体尚未兴盛，传统媒体是主要传播渠道，基本特点是单向的、可控性强的宣传。对高校而言，新闻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传统的新闻报道来传递高校相关政策信息，其体现形式是教育报道。大众在此过程中参与较少，处于相对被动接受状态。  

第二阶段为应对压力阶段，时间为2003年至2014年。此阶段高校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教育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大众对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二是媒介技术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影响力开始超越传统媒体，舆论格局复杂多变。网络的强互动性给传播带来一场深刻变革，过去大家很难在大众媒介上发表自己的声音，受众被隐藏在这些具体形态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之下。而当人们可以在网络上更多地表达时，就像是推开了一扇门，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面前。人们带着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憧憬，当然也有冲动和不理性，来到网络空间，“受众开始进场”。在高校新闻舆论工作中，过去单一渠道被越来越多的信息源替代。  

第三阶段为理性交往阶段，时间从2014年至今，主要标志是手机上网比例首超传统 PC（personal computer，个人计算机） 上网比例，同时国家提出清朗网络空间的6个目标，加大网络治理的力度。截至 2014 年6月，我国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 83.4%，首次超越传统 PC 整体使用率（80.9%），移动终端成为人们上网的主要方式，网络上发言的方式呈现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3A”（Anyone、Anytime、Anywhere）特征。基于信息公开的需要，政府部门、高校开始在微博、微信等平台设立公共账号，政务新媒体概念自此产生。许多高校将新媒体作为学校信息公开平台之一，一些高校公号也在探索用轻松、贴近的方式来呈现学校形象，或是用卡通形象代言，或是用卖萌的表达风格，以此拉近与师生、公众的距离。在这个阶段，公众在网络上的言行也从当初的喧嚣中走出来，交往理性得到一定的恢复，学校如何与公众理性地交流、对话，成为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受媒介形态变化的影响，新兴媒介和传统媒介的议程互动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也影响着高校与师生、公众的交流与对话方式。在网络媒体发展早期，网民人数不多的情况下，网络空间的信息以来自传统的大众媒介为主，舆论主要以大众媒介为主导。但随着新媒体技术发展，公众在网络空间的表达日渐丰富多元，传播议程的互动中，舆论开始由网络空间的意见主导，传统的大众媒介更多地受到来自网络空间的影响，教育政策传播模式也因此发生着变化。李希光、杜涛等认为这种变化是从“窗口模式”转向“压力模式”，根据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高校热点事件的规律，一个典型的“压力模式”过程是：自媒体爆料——传统媒体介入——网络转载——传统媒体报道加大——新媒体新一轮介入。在这一过程中的第一个链条和第三个链条，是高校与其他相关主体发生交流与对话的重要环节，如果这一过程中交流是有效的，往往热点事件将得以妥善处置；如果这一过程中交流是无效的，往往热点事件会向不利方向演进。  

高校新媒体传播中交流与对话的缺失

“交流”行为的“可能性”是否意味着“交流”的“有效性”？答案是不一定。很多被认为是“交流”与“对话”的，可能只是一种辩论甚至是争吵。交流与对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人们存在着不同的“思维假定”，当触及这些意识深处的要素时，总是“不自觉地去保护和捍卫它们”。这还在其次，一旦触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这种保护和捍卫甚至变成冲突。类似高校新媒体传播中交流与对话缺失的案例不是个别现象，分析其中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  

客观因素是数字鸿沟的障碍。从经验来看，传播失灵往往在于不是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到网络空间的讨论中来（因为教育涉及的人数过于庞大，结构过于复杂，导致信息并没有通过网络空间到达利益相关者身上），这是教育政策传播产生效果的“最后一公里”。正是这个一公里，在实践层面很难获得突破。但网络时代提供了这种可能。现在网络自媒体发展非常快，许多社交网络实际上是网络时代人际传播的表现。所以，体现网络传播特色、独立于传统媒体的社会化网络传播模式，也是打通政策传播效果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尝试。  

而数字鸿沟现象是传播“最后一公里”中的一个障碍。皮帕·诺里斯阐释了数字鸿沟的三种形态，其中之一是不同收入和学历、不同人种和种族等情况下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网络进入方面的鸿沟。而“在那些使用和不使用网络中所包含的旨在促进市民参与的广泛的政治资源和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民主鸿沟”。这一分析虽然过去十几年，也主要是针对国外的情况，但在十几年后的中国，这一现实依然存在。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年1月份统计数据，在中国网民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所有网民比例为2.9%，农林牧渔劳动者占5.7%，户籍在农村的只占7%左右。虽然网络资费的下降和上网终端的普及，使网络接入的门槛降低，但是在深层次的社会参与方面，受知识、文化以及参与意识影响，在网络空间形成“沉默的螺旋”，这部分人没有主动发声的意识，他们的心声没人听到。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关于高校贫困生资助的政策，虽然政府部门和高校通过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加大了传播力度，但由于很多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及家长并没有使用这些媒介或渠道，未能了解到国家最新的政策，造成不少“考上大学却上不起”的报道出现。此后，高校采取在通知书中附上资助政策的类似人际传播的方法，使该项政策真正到达每一个学生身边，“考上大学却上不起”的新闻才逐渐减少。  

主观因素是媒介素养的不足。高校和师生、公众的交流与对话，面对面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时候这种对话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在舆论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媒介素养不足的问题集中凸显。媒介素养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过去几十年来，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内容中，除新闻传播相关专业外，学生基本没有接受媒介素养教育。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得到的专业媒介素养教育也很少。这一情形很难适应话语多元的复杂新媒体舆论环境，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去使用媒介、面对媒体，经常会产生偏差。典型的偏差出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定位不清晰。这实际上涉及对媒介职责和功能的认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人员或是把媒体追问事实的专业精神当作是“为难”“作对”，把记者看成“敌人”，能躲就躲、能不说就不说的心态比较普遍。  

应对不及时。对于网络突发事件或者重大负面舆情，因受“宁可不做，也不做错”的惯性思维影响，尽量回避就所发生的事情作正面陈述，或者即使对舆情进行处置，但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快速、互动性强的优势，发声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够，导致失去事情处理的最好时机。如果事隔几天后才进行回应，新一轮舆情危机早已发酵升级。  

表述不合理。在需要解释政策或应对事件时，要么在态度、情感、用词等多方面存在不妥当的言行，要么没有区分私人领域谈话和公共领域发声的区别，导致产生新的舆论风险。同时，对于语言的运用还停留在过去宣传式的表达，而没有体现新媒体表达的特点，没有贴近师生、公众，导致师生、公众“听不懂”“不想听”的情形发生。  

以上种种情形，导致虽然有“交流”的形式存在，但它只是一种“劝说”或者“说服”，其实质上是一种非交流状态。高校的新媒体传播如何促进各方交流的形成并分享“意义的溪流”，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高校新媒体传播中交流与对话的建构

高校虽然从个体看是一所学校，但它的传播议程也与一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密切相关。从大方向上看，我国政府治理方式将简政放权、公开透明作为方向。在前几年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强新闻发布、回应社会关切的基础上，2016年2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要求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为使教育政策更加公开、透明，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主动做好政策发布，积极回应热点难点，保障公众、师生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这些制度的创设，为高校新媒体传播中的理性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可能。  

促进高校与学生、公众的交流与对话，除在方法层面解决数字鸿沟及媒介素养中存在的问题外，还需要从更深层次探讨建构交流与对话的路径。从本质上讲，交流与对话是一种“意义共享”，这种共享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差异性的共享、互补性的共享、整合性的共享。现结合高校新媒体传播具体实践，分述如下：  

差异性的共享。交流与对话中的不同主体有着各自的思维假定，虽然不一定达成对具体问题的共识，但是彼此理解并相互尊重他人的看法，求同存异。保持平等的关系，对差异性保持包容并进行意义共享，或许对于问题解决没有最终方案，但这是交流与对话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于高校新媒体传播行为而言，差异性共享是主动发布，即在一些重大问题、重要事件中，学校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让师生知道、让社会了解。目前，我国直属高校均设立新闻发言人，并每年公布发言人及发言机构电话。对于师生和社会而言，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也要通过一定途径让学校知晓，比如，现在很多学校都通过校长信箱、网络留言、微博微信评论等方式，收集师生和社会的意见、建议。这些做法在交流和对话的主体之间提供了一种沟通的通道和可能性。  

互补性的共享。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当不同主体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并进行意义分享的时候，彼此发现他人的观点正好是自己原来没有看到的另一面，相互结合起来会对问题有更加完整的认识。比如高考加分政策调整，一种意见认为它违反教育公平原则，应全部取消；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高校招生不能“唯分是举”，要考虑个性特长发展的问题。这两种认识都有一定合理性，从对话角度讲，或许需要双方各退一步。在制定政策时将这两种意见都加以吸收，形成更广泛人群认可的结果。这种意义分享又较差异性的分享进了一层，它认识到并且也实践着这样一个理念：对问题本身的交流与对话的过程，即是意义共享的过程。  

融合性的共享。交流与对话的理想状态是，各个主体虽然对于问题有着不同观念，但经过交流后，相互散发出新的思想，生成原来各自所没有的全新的意义。这一过程是生动而激动人心的，因为此前人们带着各自的思维假定而来，并且在交流对话中打破这些假定，相互启发，产生创新的思路。原来不同的观念在经过这个过程后融合在一起，生成新的观念。这是交流与对话中意义共享的真谛所在。在高校新媒体传播实践中，这意味着传播议程的路径将更多体现师生和公众的参与，但这种参与不是压力下的选择，而是主动的协商模式。具体包括以下环节：1.议题确定，这一议题可以是自上而下设定，也可以是自下而上反映出的集中问题；2.开展协商，由于教育本身是一个专业问题，将吸纳专家、公众特别是利益相关方——师生参与协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意见或者政策文本；3.开展讨论，对上一步的意见或文本进行公开讨论。4.意见或政策形成，并进行执行、评估。  

在上述三个层次中，第三个层次是交流与对话的理想状态。在学校与师生、公众的交流与对话过程中，不是简单的对政策的宣讲，也不是简单的去劝服师生、公众，而是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建构起意义。现在，很多学校在发布一项政策前在网站、微博、微信上与师生交流、沟通，有的大学校长自己回复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在学校具体的行动上予以修正。还有一些高校通过网络开展活动，在更广范围内与受众互动。有时，这种交流与对话超越了事件的范围，而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这也是大学发挥其文化引领功能的地方所在。如去年底，数十所高校接力制作校园版《南山南》的音乐视频，在网络上成为一时的热点话题，对在社会上传播大学校园文化、弘扬大学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人们接触到这些有思想、有情怀的视频后，在精神层面产生交往，并愿意去传播、分享。这个层面的交流与对话，就是达到了上文所说的意义的融合性共享，这也是高校新媒体传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原文刊载于 中国高等教育官方微信 201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