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要有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尤其是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我所用的能力。青年学者要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为真正目标，在生活实践中寻求真正的研究选题。青年学者要有跨学科认识问题的意愿，既立足于本专业，又能涵盖其他广泛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多次表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未来发展的期待与要求。总书记说，“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现在中国正经历着“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和“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样的时代，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他叮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理解这些话，对青年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尤为重要。

1以力争上游的紧迫感提升整体水平

当下中国学术界已涌现出不少后起之秀，有的功力深厚，有的蓄势待发，有的前景看好，但比起上一代，或更年长的前辈学者，新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成长速度还不够快。比起国际先进同行，中国青年学者的整体成绩单并没有得高分。  

目前中国各个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多在50-70岁之间，在他们的青年学人时代，即大致30-40岁时，很多都已颇有建树，或有代表作问世，或在国家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经济学人秉持系统、务实之精神，讲究重视调查研究之方法，以天下为己任，为1980年代初的农村、城市改革，1990年代初的初期市场化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应对与2001年“入世”谈判等立下汗马功劳。从世界范围来说，21世纪初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温特40岁出版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欧元之父”蒙代尔32岁出版了寻求经济一体化下最优货币原理的代表作《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2014年全球最火经济著作《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35岁时就创办巴黎经济学院。  

现在30-40岁之间的中国青年一代学人，能像前辈那样独当一面的尚不多，大部分还不能为中央决策进程发挥实质作用，著作或论述尚未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一些现实问题也值得重视。部分青年学者抱怨住房、工资、职称评定等方面的现实困难，私下聚会时谈更多的是生活琐事，而不是研究选题或国家命运。有的青年学人逃避现实、闭门造车，为了学术论文发表和职称评聘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甚至有个别青年学人学术不端，影响了学术风气。  

相关部门确实需要加大投入、采取措施为青年学人排忧解难。但平心而论，学术研究这个“行当”，本身就应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而且，相比前辈学人，当下青年一代学者确实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更多的现实创作源泉，理应有与之相应的更好成绩才是。但是，从近些年来的表现看，青年一代学者相比前辈同时期水平、国际同辈人的表现、社会给予的期待值和国家需要的供应度，整体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2立足实践融通古今中外资源

总书记的讲话为青年学者树立了职业信心，确立了工作方向。那就是，年轻一代学者面临着重大的时代机遇，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利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便利，下苦功夫，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新发展。  

第一，青年学者要有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尤其是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我所用的能力，而不是照搬照抄基于别国经验的学术成果，接受西方意识形态下居高临下的学理说教，数典忘祖。现在，各个学科都有不少青年学者喜欢在中国现实中寻找西方某理论的论据，或拿西方理论来检验中国实践的研究偏好。这样的研究方法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体现不出更多的继承性与民族性。正如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说到：“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第二，青年学者要以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为真正目标，在生活实践中寻求真正的研究选题，让研究工作回归到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的思考中来。当下，不少年轻学者喜欢追踪西方学术新理论与西方新实践，对中国本土故事漠不关心，或简单地基于媒体报道和道听途说进行研究。这使得不少研究成果针对的是伪问题，运用的是伪论据，得出的是伪结论。原创性和时代性都未能表现出来。正如总书记在座谈会上谈到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第三，青年学者要有跨学科认识问题的意愿，既立足于本专业，又能涵盖其他广泛领域，形成基于中国实践的世界观、方法论。如今，不少年轻学者过于专注于本学科，对其他领域关注度不高，兴趣度不大，有的受到欧美舆论与话语体系的影响过大，进而导致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只限于一个方面，有的还过于偏激或片面，不够专业性和系统性，更得不到国际认可。总书记在讲话中直率地道出了这种尴尬，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3围绕国家真正需求咨政建言

这几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取得了一些进展，除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机制体制创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院内数十位全职人员的工作一直紧紧围绕着国家的真正需求而展开。我们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心得，大体如下：  

不只满足于从学术文献中找选题，还从社会实践和政策文本的不足中发现真问题。比如，2013年建院初期，针对后金融危机的迫切问题，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了国内第一次20国智库论坛。我们发现，2011年G20峰会公报中的一条重大线索，即当时只确定了截至2015年的G20峰会主办国。于是，在学校指导下，研究院积极推动中国申办2016年G20峰会，每年召开年度G20智库论坛，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在各部委的努力与支持下，最终使建议成为现实。  

不只满足于学术研究，还在全球各地为推进国家战略贡献思想力量。过去一年多，研究院先后推进了中国ˉ土耳其、中国ˉ伊朗、中国ˉ尼泊尔、中国ˉ美国、中国ˉ哈萨克斯坦等多轮重大双边智库“一带一路”对话，基于研究成果，传播中国重大政策主张，推动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体现了智库的执行力和传播力。  

不只满足于书本知识，还基于中国本位进行实践调研。过去三年多，研究院调研了40多个国家和上百个国内县市的“一带一路”建设状况，出版了多部著作。我们并不是人云亦云地去强调“一带一路”的风险，而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现实问题中开展研究，为各个决策部门寻找真正解决方案，讲述真实情况。  

研究院的这些探索经验，有助于启发与帮助青年一代同行崛起，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当下，中国改革真正进入了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时刻，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亟待青年一代学人尤其是智库学者发现真问题，咨政建言，推动决策者解决真问题。青年一代不能只满足于书斋，而应更多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国家持续崛起而奋斗。这既是时代的迫切召唤，更是未来的生存之需。  

原文刊载于 中国高等教育官方微信 2016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