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现代大学的起源，是这样开始滴——

1809年，长期从事外交官职业的威廉·冯·洪堡先生因为当时上班的地方——罗马，被那个年代的一代枭雄拿破仑先生攻克和占领，因此灰溜溜滴回到了德国（当时还叫普鲁士）。好在他出身显赫、有一个好爸爸（其父亲是当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宫廷总管），另外他本人也交游广阔，有一大帮学术领域江湖地位颇高的好朋友（其经常与歌德、席勒、摩西·门德尔松等史诗级的人物喝酒吃肉、谈笑风生），因此顺利获得了一份新职位——德国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并且接受了一份新任务——组建一所全新的大学。

柏林大学就此诞生。1811年，这位老兄挂冠而去，从此再没踏入教育界。洪堡先生就像打了一回酱油，一生中正儿八经搞教育就这么短短一年，结果就弄出一个“现代大学先驱”的身份来，这让那些搞了几十年教育还默默无名的人找谁说理去？

其实，当时，德国其实已经有几所不错的大学，例如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也是很牛的大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柏林大学的创立，有点类似于在北大清华已经如日中天之时，要成立一个全新的雄安大学一般。这所新成立的大学从一出世，就自带耀眼的光环——国家最高领导人钦点成立，国内最牛的学者被大批挖来助阵，汇集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也采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办学思想和制度。这所新成立的大学，有的人叫它——柏林大学，也有很多人称之为——柏林洪堡大学。这里有一个误区，洪堡先生，身为当时的教育部长（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跟我国的国务院教育部应该是同级别的），他只是奉命组建了柏林大学，但他并不是首任校长，洪堡先生任命了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担任柏林大学首任校长。

因此，请你记住这一点：洪堡是部级领导，是柏林大学的创建者；费希特是大学校长，是柏林大学的首任执行官。此外，费希特先生还有一个身份，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他还是柏林大学哲学讲座教席的席位负责人。当时的讲座教席的地位有多牛？后面的故事也许令你印象深刻。

讲座史上的巨星——黑格尔。1814年，费希特校长去世了，其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教席一直空了四年。大家说，别老空着呀，选个差不多点的人补上去得啦！但当时的国家文化部长发话道：这个讲座教席，非享有崇高声誉者不能任，因此我们宁缺毋滥。1818年，这个席位终于有了第二位继任者，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巨匠——黑格尔。据说，选拔黑格尔担任柏林大学哲学讲座教席负责人，也是“经过了长期考察”。“讲座教席”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讲座制”是个啥子？简单来说，就是一位顶级牛人大咖教授坐镇，开设的一种讲座形式。这有点类似于我国今天的院士开坛授课、为本科生上课的意思。这里要划重点了——它并非是一种临时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有点类似于固定品牌和固定场所的意思）。柏林大学的每个讲座的大咖教授往往会以讲座为中心建立研究所，这位大咖教授当仁不让地担任所长。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讲座教授由政府统一任命，而其他学术人员则是由学校自行决定的，由此形成了讲座和研究所相结合的基层学术组织。这有点类似院士担纲的研究所+大讲堂的意思了。——所以，不要轻视讲座的意义哦！它曾经有过这么高的地位。讲座制在19世纪以前就曾零星出现于德国各个大学之中，但是总体上数量较少、结构简单，尚未成型为专门化、制度化的教学与学术组织；但在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之后，正式教授职位由开始时的12个增加到50个以上，讲座制开始焕发活力。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讲座制进入成熟期。讲座与研究所进一步合二为一，讲座教授集大学特定领域讲座职位和研究所所长于一身，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运行机制。讲座彻底演变成为学术权、行政权统一的基层组织实体。讲席教授不仅集讲座职位和研究所所长于一身，而且集教学与研究于一身，拥有领导研究所、设置课程、组织考试和自主研究的诸多权力，在学校内部管理中处于主宰地位，牛的不要不要的。——一位讲席教授就可以撑起来一个基层教学研究组织，活脱脱的学术大咖时代啊！

这里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搞研究所的人也可以办讲座，开课程吗！只要你讲的好，说不定一不小心，你就把讲座干成了国家级金课哦！“讲座制”这种制度对于德国乃至世界的大学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制度参考，因此也成为高等教育史上杰出的制度样本。可以说，美国后来的学系制，日本的学部和讲座制，都是在讲座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今天大学里的课程、专业、学科，系、学院、学部这些东西，都是从“讲座制”这个根儿上长出来的。

这里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凡是一种伟大的事业要想成功，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秀的组织机制，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光有思想不行，还要有落实思想的组织机制（如同我党早期，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还需要建立自己的队伍工农红军，才能把革命事业搞成）。今天我们反过来看，柏林大学的成功，同样是这两个因素主导的。柏林大学的成立，首先采用了“全新的办学理念”。在此之前，18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大学教育与英法等国相比是非常落后的，但洪堡先生采用了全新的教育理念。洪堡先生时新的教育理念之一，是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需要“学术自由”。柏林大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影响现代大学应该具有学术研究自由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是柏林大学的根本制度。在此之前，大学在德国是不受人重视的。因为当时大学中的普遍理念认为，大学跟中小学没啥区别，大学唯一的任务就在于“将知识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学生，因此大声诵读经典著作仍然是当时最常见的教学方式”。虽然当时法国的大学也有一些教授从事一些科学研究，但总体上科研往往是在大学以外的研究所里进行的，尚未成为大学的基本职能。因此，19世纪以前的大学也被人称之为“教学型大学”。但这里有一个误区，人们普遍认为柏林大学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大学的教学使命让位于科研使命。但实际上，洪堡对于柏林大学的真正功能定位，不是替代和抛弃，而是相辅相成。他指出:“高等学术机构的作用，在内是把客观的科学和个人的教育统一起来，在外是把已结束的中学学业与正在开始的独立研究联系起来，或者说促进前者向后者过渡。”因此，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是——“教学和科研相统一”。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制度，也会由此形成相配套的组织体制。因此，柏林大学领先时代的第二个因素，是体现着“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讲座制。柏林大学成立时有四个传统系科：法律系，医学系，哲学系和神学系。洪堡先生为新建的柏林大学网罗了大批当时的一流学者，包括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法学家萨维尼、哲学家费希特和历史学家尼布尔（这几位都是学术史上的巨擘），担任系科的讲座教席教授。而且，这些大咖的授课活动，也不是单纯是高高在上的讲授，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今天的“小班研讨课”的形式。只不过，在当时，它有另一个名称，叫做：习明纳教学法。上面提到的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在其著作《在柏林创立一所与科学院紧密联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演绎计划》中强调，“教授与学生，不应该再是照本宣科式的传授关系，而应是建立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基础上的学术关系。学术对话与出版发表，应该成为他们生活的主体。”。基于学术对话和探究式交流的教学方法，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而不至于已有知识的传播和应用，成为了德国讲座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习明纳教学方法的基本规则是：教师在专业领域内提出问题，学生自己寻求解决途径。学生提出观点相互评论后，在教师指导下集体讨论辨别是非。因为洪堡倡导学术研究自由的风气和大咖云集的讲座制，其人才培养的效果非常明显。其后的30年间，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物逐渐成长起来。据统计，从1819～1840年，德国的大学诞生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兰克、革命导师马克思、政治家俾斯麦、基督教哲学家施特劳斯、化学家李比希等等。

我个人认为，研究这段历史，给了我们破解当今问题的新思路。回顾历史以后，我们才知道，教学和科研这两件事儿，从它们的起源开始，就不是矛盾和对立的，而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合二为一，不仅仅体现为理念上的“合”，更体现在组织形式上的“合”，即——科研所和教学组织本身的合二为一的讲座制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