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道到，在2020年以前，教研室在中国，基本上是个不断下行的趋势。这一篇，咱们就来说一说“教学”和“科研”你起我落的“恩恩怨怨”。教研室的下滑、沦落和边缘化，背后凸显的是另一种事实：科研的崛起和兴盛。一兴一衰，对比何其明显！那么，这背后到底是原因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

一、小平访美与863四国士

今天，很多人都在批评，我们的科研至上的风气实在太坏了，必须改变！破四唯之后，还要破五唯，要彻底扭转这种重科研不重教学的导向。可是，这个事儿当初这么干，就一定是错的吗？我找到了一篇1986年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当前要特别注意纠正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吗？》（张晓鹏），该文对“重视教学、不重视科研”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驳斥”。此文让我颇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今天我们反对科研至上，当年我们批判教学为重，这种调子是一样一样的。来看看文中这段话——

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

小平同志为何这么说呢？其实这是有苦衷的。这背后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协议，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在访问期间，小平同志特别去了2个城市：休斯顿和西雅图。他为何去了这2个城市？这2个城市有啥秘密？对，因为有航天中心和波音公司——现代高科技的象征。史料记载——在访问“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航天中心”时，小平同志“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小时，不厌其烦地询问了大量的问题，并且与宇航局的工作人员共进午餐”。其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三份重磅协议，其中一份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也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

科技体系的落后，势必导致工业体系的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种一次、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验教训，实在是我们的捶心之痛！身为国家领袖，小平同志深谙这一点。因此，他特别重视科研和科技的力量，因此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不得不说，这种从国家层面重视科研的思路，在当时，是无比正确的。4年后的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横空出世，法国及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紧随其后，前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跟着出台，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遥相呼应，整个世界都在玩儿高科技。我们差一点，就又“落后”了！幸亏又有了一个故事——
有四位闲不住的科研工作者创造了奇迹。1986年初的某个晚上，一个闲不住的人陈芳允来到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楼，敲响了另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大珩家的门。两人经过一夜长谈，下了一个决心——上书！随后不久，又有2位闲不住的人加入进来，他们联合起草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建议性报告——《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把它递交到了中南海。几天后，邓小平同志在这份建议报告上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的来源。“863”计划，堪称一份超级重磅的、战略级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这四位闲不住的人，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光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杨嘉墀，无线电电子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芳允。他们，改变了中国工业和科技落后的历史进程。

“863”计划，高瞻远瞩地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际可能出发，选择7个重点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发力，势必要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863”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天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种重视科研的国家战略势必传导到高等院校。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里面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而要完成这样两大任务，既要通过教学，又要通过科研。这样来看，前面提到1986年那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高校“重科研”何错之有呢?何况当时，我国高校离党中央提出的“重科研”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呢!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提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负有重大责任”。这一提法将“高等学校”摆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前面。——这就是重科研这种导向的历史渊源。

二、举国体制也有弊端

高校重科研的导向，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你不能说它是错的，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举国体制重科研、重视发展高科技，它的正面效应在2020年一下子凸显出来。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战和高科技封锁，我们庆幸，当初我们定下了重视发展高科技这样的战略；我们庆幸，我们有了“863”四位国士；我们庆幸，能小平同志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领袖。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考察时，即席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篇讲话题名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今天读来，依然荡气回肠。国家科技力量不行，那就搞呗，这一点肯定没错。只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举国体制”上。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不是所有人、所有行业、所有院校都适合搞科研，也不是所有人一搞，就能搞成功的。这个世界的大学，一定是多样化发展的。有研究型，有教学型，有创业型，有应用型，还是产教融合型，不必人人皆清华、校校成北大，这么多类型，总有一款适合您。20年后，著名职教专家姜大源教授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人大概占60-70%，以逻辑思维为主的人只占20-30%。说白了，适合搞知识研究的人，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人，是适合搞知识应用的。因此，应用型院校，应该占到高等教育的70%，这样才是符合基本教育规律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教学的被重视，和基层教学组织的重新崛起，是早晚之事。它欠缺的，只是一份认识和一个时机而已。

那么它何时开始重新崛起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