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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教学组织中国发展史2——重科研、轻教学导向的历史渊源
2020-10-22 16:29  

上一篇说道到,在2020年以前,教研室在中国,基本上是个不断下行的趋势。这一篇,咱们就来说一说“教学”和“科研”你起我落的“恩恩怨怨”。教研室的下滑、沦落和边缘化,背后凸显的是另一种事实:科研的崛起和兴盛。一兴一衰,对比何其明显!那么,这背后到底是原因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

一、小平访美与863四国士

今天,很多人都在批评,我们的科研至上的风气实在太坏了,必须改变!破四唯之后,还要破五唯,要彻底扭转这种重科研不重教学的导向。可是,这个事儿当初这么干,就一定是错的吗?我找到了一篇1986年的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当前要特别注意纠正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吗?》(张晓鹏),该文对“重视教学、不重视科研”的思想进行了“有力地驳斥”。此文让我颇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今天我们反对科研至上,当年我们批判教学为重,这种调子是一样一样的。来看看文中这段话——

早在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

小平同志为何这么说呢?其实这是有苦衷的。这背后的故事,我们来说一说——“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根据中美建交协议,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在访问期间,小平同志特别去了2个城市:休斯顿和西雅图。他为何去了这2个城市?这2个城市有啥秘密?对,因为有航天中心和波音公司——现代高科技的象征。史料记载——在访问“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航天中心”时,小平同志“在这里度过了三个小时,不厌其烦地询问了大量的问题,并且与宇航局的工作人员共进午餐”。其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三份重磅协议,其中一份是——《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也是中美两国间第一个学科领域的合作协议。

科技体系的落后,势必导致工业体系的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种一次、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验教训,实在是我们的捶心之痛!身为国家领袖,小平同志深谙这一点。因此,他特别重视科研和科技的力量,因此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不得不说,这种从国家层面重视科研的思路,在当时,是无比正确的。4年后的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横空出世,法国及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紧随其后,前苏联、东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要”跟着出台,日本的“振兴科技政策大纲”遥相呼应,整个世界都在玩儿高科技。我们差一点,就又“落后”了!幸亏又有了一个故事——
有四位闲不住的科研工作者创造了奇迹。1986年初的某个晚上,一个闲不住的人陈芳允来到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楼,敲响了另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大珩家的门。两人经过一夜长谈,下了一个决心——上书!随后不久,又有2位闲不住的人加入进来,他们联合起草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建议性报告——《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把它递交到了中南海。几天后,邓小平同志在这份建议报告上亲自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的来源。“863”计划,堪称一份超级重磅的、战略级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科技发展计划!这四位闲不住的人,请你记住他们的名字——光学家、两院院士王大珩,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杨嘉墀,无线电电子学家、中科院院士陈芳允。他们,改变了中国工业和科技落后的历史进程。

“863”计划,高瞻远瞩地从世界高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际可能出发,选择7个重点领域,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以此作为突破重点发力,势必要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863”计划实施后,上万名科学家协同攻关,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天我国在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能源、新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可以与世界技术前沿直接对话。这种重视科研的国家战略势必传导到高等院校。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里面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而要完成这样两大任务,既要通过教学,又要通过科研。这样来看,前面提到1986年那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高校“重科研”何错之有呢?何况当时,我国高校离党中央提出的“重科研”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呢!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提出“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负有重大责任”。这一提法将“高等学校”摆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前面。——这就是重科研这种导向的历史渊源。

二、举国体制也有弊端

高校重科研的导向,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你不能说它是错的,尤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举国体制重科研、重视发展高科技,它的正面效应在2020年一下子凸显出来。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战和高科技封锁,我们庆幸,当初我们定下了重视发展高科技这样的战略;我们庆幸,我们有了“863”四位国士;我们庆幸,能小平同志这样高瞻远瞩的国家领袖。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考察时,即席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讲话。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这篇讲话题名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今天读来,依然荡气回肠。国家科技力量不行,那就搞呗,这一点肯定没错。只是,问题就出在这个“举国体制”上。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不是所有人、所有行业、所有院校都适合搞科研,也不是所有人一搞,就能搞成功的。这个世界的大学,一定是多样化发展的。有研究型,有教学型,有创业型,有应用型,还是产教融合型,不必人人皆清华、校校成北大,这么多类型,总有一款适合您。20年后,著名职教专家姜大源教授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人大概占60-70%,以逻辑思维为主的人只占20-30%。说白了,适合搞知识研究的人,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人,是适合搞知识应用的。因此,应用型院校,应该占到高等教育的70%,这样才是符合基本教育规律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教学的被重视,和基层教学组织的重新崛起,是早晚之事。它欠缺的,只是一份认识和一个时机而已。

 

那么它何时开始重新崛起呢?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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