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79年小平同志访美深受触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高校做科研的政策，让大学的科研导向一时风靡全国。整个80年代，我国步入美国高等教育的后尘，也进入到了“学者至上”的时代，用今天的眼光看——“大学的航船偏离了人才培养的主航道”。

后面的故事让人始料不及——就在小平同志回归后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高等教育的国际大潮流，转向了。小平同志看到的，是二战后堪称“黄金时代”的美国，而没有看到此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就在小平同志回国后不久，美国就进入了迷失和反思的10年。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危机时代”。危机，反而成了教学崛起的转机。

一、危机时代，教学崛起

两个时代的高等教育有何不同？简单来说，“黄金时代”的美国，是学者至上的时代；“危机时代”的美国，是教学崛起的时代。

“黄金时代”的美国，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到高校，希望高校在科研领域多产出，大学教师们人人以做“高尚的学者”为荣，由此创造出一种“教授神话”。

黄金时代创造了教授神话

在这样一个“教授神话”时代，无论是院校管理者，还是大学教师个人，都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科研而不是教学。人们相信：一个好的大学教师就是通晓其专业领域内学科知识的学者。作为一名专业学者，他自然知道如何将掌握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相对而言，教学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技能，只需稍加努力，就能做的很好。

但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越战以及中东石油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大规模缩减国防、科研经费和教育财政拨款，美国高等教育从“黄金时代”进入“危机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在财政、公众信任和学生生源等方面面临重重危机。公众开始质疑教授的学术工作和“教授神话”的合理性，认为政府投入大量公共资金用来支持大学发展、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而大学却把大量经费浪费在扩张校园、购买设备上，忽视了大学传统的使命和最基本的职责——教学。当时的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说道：“教学，尽管是我们的职业，却似乎鬼使神差般地从我们职业话题中消失了。”

几乎所有的批评都指向了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指向了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大学教授都被指责为拿着双份工资（指教学和科研）却不干实事儿的人，在教学上渎于职守，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

这种批判的浪潮，一直延续到2000年以后，在2006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一位在哈佛大学工作了30年的老兄写了本书，对哈佛大学的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本书火药味太过十足，让当时的哈佛校长大为恼火，这位老兄很快就被炒了鱿鱼。但这位老兄从此一战成名，成为中西方教育界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哈瑞·刘易斯，他写的这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

哈瑞·刘易斯本尊，一看就很牛

在这本畅销书中，哈瑞·刘易斯提到：本科教育的空洞化源于大学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学已经发展成为研究的“重镇”，也显示出了十足的精英主义——招收学生更多依据智力、抱负以及潜力，而不是看重学生的家庭背景及经济支付能力。然而大学本身却丢失了其灵魂，大学的指导思想失去了根本的教育宗旨。

这种长达20年的持续反思和批判，导致了“教学”这件事儿，在美国大学界被重新拾起，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中。整个80年代-2000年以后，教师发展运动、SC教学改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二、博耶为教学正名

在批判的同时，回归主航道的“舵手们”也没闲着。1990年，大名鼎鼎的博耶在担任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新一代掌门人，这是位关键人物。他向基金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在报告中，博耶提出，如果美国高校“要满足现今急剧变化的学术和社会需求，必须小心地重塑大学的使命，创造性地反思学术的内涵……学术应该摆脱不厌其烦的教学与科研孰优孰劣的争论，应该具有更丰富、更广阔的内涵，应该将学术工作全面内容合法化”。为此，博耶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多元学术观”,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

跟98年的《博耶报告》相比，90年的报告更有份量

其中，教学学术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一直以来以“科研”为圭臬的一元学术观、“科研与教学”之间的长期对立局面，从而也为大学教师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博耶指出，教学支撑着学术，没有教学的支撑，学术的发展将难以为继。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不仅是一个好的研究者，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知识传播者。

“教学学术”观念一经提出，就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大家开始围绕“教学学术”展开热烈讨论。由此，世界高等教育的大潮流开始启动从科研到教学回归的大转向。

从1991年开始，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学教师的职业角色和学术奖励”论坛。1993年，该论坛的与会专家、学者经过激烈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现在的大学教师要比先辈们肩负更多科研之外的职责——教学、课程设计、参与院校管理、咨询服务、社区服务；应该在学术奖励中给予教学更多的关注。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能力和知识远远超出一个单纯研究者所具有的，它们构成新时期大学教师发展的核心。

1998年，著名的《重塑本科教育：美国的研巧型大学的蓝图》发布，掀起了研究型大学反思和重视本科教育工作的热潮，成为高等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此时，博耶已经离开人世。

1995年年底，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准备召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博耶因病去世。委员会决定为了纪念博耶为研究型大学改革所做的贡献，委员会更名为＂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

三、转折点：01年4号文

这种向教学回归运动的浪潮在2000年左右传导到我国，2001年的4号文由此诞生——《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这份重量级文件里罕见地提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工作始终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要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命线的观念”。并且提出，“要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这两句话，在那个科研当家的年代，是那么的显眼！

不给本科生生科的教授不是好教授

也就是从2001年4号文开始起，我国对本科教育的认识，开始有了彻底的转向。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基层教学组织等待的那个“认识”。这种认识，今天看来，真的是一种“回归常识”的认识——高校的基本职能是教学，没有教学就不成其为高校。常识就是基本规律，常识最有力量，常识也最科学。但能静下心来回到常识，却总是那么的不易。

因此，这种认识，还只是国家在认识层面开始转向，在院校实践层面的响应，至少还得再有10-15年左右。

一直到2015年，业内著名国家级教学名师陆国栋教授在其文章中还这样说到——

2002年教育部曾颁布著名的4号文件，其核心要义是“教授要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细想一下，教授本就应该给本科生授课，天经地义的事需要发文件，然而13年过去，实际效果可能尚不尽人意。我也曾到过一些高校，常听到有人说“科研任务太重，没有时间给本科生上课”。……学校对这样的教授还要敬畏三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可想而知。

——2015年，陆国栋，《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分析与发展路径探索》

因此，教学的崛起和教学组织的回暖，在“认识”之外，还缺一个行动的“时机”。但起码，我们看到了希望。

这个“时机”在哪儿呢？且听下文分解。